1724年4月22日 ，康德生于德国哥尼斯堡。1740年，他考进了哥尼斯堡大学。现在无法考证他当时注册了什么专业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经常听哲学课。大学毕业后，因为父亲已经去世，他衣食无托，只好到哥尼斯堡附近的小城镇去做家庭教师。在此期间，他发表了第一本著作《关于生命力的真实估计之思考》，内容是关于笛卡儿、牛顿和莱布尼茨提出的哲学与科学命题。1755年，康德以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”获得硕士学位，三个月后获得大学私人助教资格，开始教授哲学。这就如同，一个医生取得了开办诊所的资格。
1781年，57岁的康德才发表了他的《纯理性批判》。康德以前，哲学家人们让认识向外部事物看齐，把关乎人类的一切问题推给上帝：我们的思想与外部世界一致，因为这是上帝愿意这样安排的。康德把这个问题彻底颠倒了。而康德说，如果我们颠倒一下，让事物向我们的认识看齐，该会如何？康德的这一思维方法与哥白尼的“日心说”有异曲同工之处。哥白尼以前，人们认为一切星球围着地球转，哥白尼却说，地球是在围着其它星球转。康德带来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转变。他说，不是事物在影响人，而是人在影响事物。是人在构造现实世界，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，人比事物本身更重要。康德的著名论断是：人是万物的尺度。他的这一论断与现代量子力学有着共同之处：事物的特性与观察者有关。这是康德坐在他的私人诊所为人类的认识开出的一副药方。那是一个黄昏，比以往的黄昏光线更昏暗。他把这副药方折叠起来，用一根细绳绑在一只小鸟的足掌上，然后放飞了它。它将飞向哪里，康德看不见，也不想看见。但是，那只有灵感的小鸟，却把这副药方带给了人类中的一些病人。
医生分两种，一类是坐堂应诊，另一类是居家候诊。后一类是有名望、资历较深的医生。康德显然是属于后者。 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，活动范围最远不超过100公里。康德的家园？我做了这样的想象：一个低矮的门，进去，是很悠长的、用葡萄架搭建的院落，一把黑色的木椅摆在书房里，上面坐着一个矮小的老人。假如，这样的环境设想是真实的，那么，康德就眯着眼，一幅慵懒的样子。如果你以为，他只是个等候死亡的老者，那就错了。他会说：“有两种东西，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，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，不断增长，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。”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具有气势磅礴的名言之一，它出自康德的《实践理性批判》最后一章，逝世后被刻在他的墓碑上，事实上，居家应诊是中医的行为。
上帝在浑浑噩噩中吃下了康德的药。他的临终遗言是：死让我感觉到孤独。因为，没有谁陪伴他去天国。不过，真正宣告他的寿终正寝的是尼采。尼采在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里说道：“这位老圣哲住在他的森林里，难道还不曾听说，上帝，他已经死了吗？”然而，尼采却竖起了另一个上帝：“超人”。黑格尔也否定了上帝，但他又竖起了一个上帝：“绝对理念”。
上帝，犹如一个陈旧的秩序。人类是喜欢秩序的，旧的秩序死亡了，于是就有人竖立起新的秩序。就如中国的孔子、老子、庄子等人，思想不能说不深邃，但他们开出一副解救人类心灵的药方之后，就自然堕落成为庸人，心安理得地戴上了“圣人”的桂冠，也就成为中国人的上帝。释迦牟尼也如此。上帝者，在我看来是一种超验的、彼岸的、不可知的物质，它是天地自然万物之精华、灵气，而不是某个具象的人形的形象。有了这样一个偶像，人就有了敬畏，也有了追求，就会如同西西弗斯一样去不停地推石上山：每一次都一样，却又完全不同。毕竟，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。
康德的药方啊，它在宇宙的上空漂浮。人类在岁月的轮回中，会遇到无法回避的灾难、疾病。探索病因，是外在的事物无法满足人类的欲望，换句话说，是人们在拼命地适应客观世界的物质引诱，而不是让自然界来适应我们心灵的需求。我们总是在想，上帝会满足我的欲望，给我带来幸福。而康德的药方，也许会不经意间飘到你的眼前——不过，那是在你心灵宁静的时刻。
1804年2月12日上午11时，康德在家乡去世。他去世时形容枯槁，只剩下一把骨头。弥留之际，他梦幻里萦绕的是如庄子的蝴蝶，纷纷扬扬，翩跹起舞，宛若他药方里的魂灵，和谐着他死前的宁静、安详。逝世前，他拒绝任何人的探视，他是在拒绝那些歌颂他的言辞。他不想被冠以“圣人”的美誉，只希望一个人孤独地享受生命的真谛。在他逝世之后，哥尼斯堡的居民排着长队瞻仰他的如蝴蝶般的遗体。一个拥抱着梦幻死去的人，他的遗体无疑也是美丽的。天寒地冻，无法为他挖掘坟墓。16天过去，他的遗体才得以下葬。
几天前，在梦里，我观察到了一只蝴蝶的飞翔。它像一个自然的音符，时而下降，时而上升，飘飘的、薄薄的，无法预知它飞翔的路线。它的行为，像是用身体在沉默中吟唱，提示着世界在沉默中存在的美和真理。醒来后我想，它是不是康德逝世前梦幻里的那只蝴蝶？抑或，它就是被岁月透视下的康德的药方。
